墨菲定律
一
在与一苇和母亲柯凡的关系当中，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。心理师，父亲的老同学，叔叔，朋友，还是她叫的哥哥，或别的。
和很多早期的同行一样，我也是半路出家的。从鹤岗辞掉厂部宣传科的工作来到北京之后，我还做了不少年头跟煤有瓜葛的生意，譬如劳保用品、小型机械啥的，都是跟人合伙，拿小头。后来煤矿关的越来越多，慢慢地终究做不下去了，以前赚的些许都赔了进去，一直没在北京扎下根来，家庭也破裂了。有一段我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出了问题，晚上睡不着觉，从单人床上起身成了登长白山一样的事。有一次这样在床上躺了一天一夜之后，身体轻飘得像张纸，肚子却咕咕雷鸣起来，我意识到再这样下去不行了。
病急乱投医，去看了两次心理咨询师，当时还是个新鲜东西，觉得效果也不是很大。后来忽然想到，现在心理出问题的人多，这倒是个有前途的行当。好在大学学的是中文，又爱看些心理小说，转起方向来倒不算是太匪夷所思。那时候国家还有二级心理师考试，我用两年考了个证书，在北京三环之外租了个稍微大点的房间兼作住处和工作室，就算转行开张了。
十多年下来，我没能靠这行在北京买房子扎根，只是挣一口饭吃。心理学的理论一直在变，女客户是大多数，往往喜欢挑女心理师，还兴起能量疗愈的一派，桌上摆个水晶球，一手覆在球上，随便打量几眼客户，就算是接通了能量场，看透了来人的前世今生。这总让我想起小时候见过的跳大神。
我像是起了个大早赶上晚集，常常感觉过气了半截。近两年，我从事务所里出来单干，除了坐等客人上门咨询，我也学习别人建了一个微信群读书会，通过带领人一起读某一本书，一面收点会费，一面培养粉丝。一苇妈妈加入那段时间，我们在读的是《墨菲定律》。
起先我没在意柯凡的加入，她是群里两个鹤岗老乡拉进来的。不怎么发言，只是静静地潜水。直到半年多以后，到了要交下一季会费的时候，我逐个清点群里的成员，到了她的名字，默默打算将本来不算长的名单划去一格了。没料到柯凡不但续了费，还提出找我做一次心理咨询。
因为是第一次，我估摸着报了一个不高不低的价位，约好在我的住处兼工作室见面。这时因为北京的房租涨价，我已经又往外迁了两环，到天通苑二区地铁步行十来分钟的地方租房了。顾客下了地铁，走到稍微不耐烦的时候，也就到了。
柯凡出现的时候我有些吃惊，看上去像在哪里见过。她面容白皙但是皱纹偏多，约略看得出年轻时的清秀，个子不低，穿一件浅色外套，里面是恒源祥羊毛衫。头发看得出用心捯饬过，却被北京无处不在的风吹乱了，马尾上还落了一粒杨絮，远看像是鸡毛。我看着她心想，也许我们在鹤岗的公交站牌下一起等过车，或者共同在一个菜摊前停留，仅此而已。但当初她的面容一定是有些出挑，给我留下了印象。
咨询进行得有些费事。她叙述起来语无伦次，总是陷在自己的某个思路里，看不到同一件事情可以做完全别样的解释，每当这时候，我面前总像并非一个人，而是一只落网的飞虫，或者动物园铁笼中兜圈子的熊。我自己的心情也变得郁闷起来，因为在客人身上看到了自己。身为咨询师又不能太干预，只能顺着她说下去，实在不行的时候才表现得不经意地提醒一下，这主要是为了时间。两小时的咨询收费九百块，虽然我的时间并非如此紧缺，却也不能随意延长。
她叙述的线索在眼下和过往之间缠绕，好久之后我总算理出了一点头绪。她早年在鹤岗结过一次婚，生下了女儿，没几年就由于男方的大男子主义和养小三离婚了。以后她带着女儿过，没有再成家，甚至没有再找过男人。女儿考上大学后，她跟着亲戚来到北京，做医疗销售代表和物业管理之类的工作，把女儿一苇送去了日本留学。女儿半年前从日本回来，和她的关系出现了很大问题，像是变了一个人。
听她说着以往的经历，我又产生了某种熟悉感。似乎她生活中的哪个线头，和我已经在那个小城抛离多年的记忆某处是连缀在一起的。她是从小城考到沈阳去的大学生，在那一代人里面属于拔尖的，毕业后分配回到鹤岗，和铁矿上的一个人结婚。夫妻俩一起下海做生意，发了家，由于丈夫出轨和用度上的毫无节制，两人离婚，生意也破产了。也许是因为在东北有太多这样的情节，一遍遍地上演，没有谁是纯粹置身事外的看客。
丈夫早已不再联络，她现在最头疼的是女儿的事情。女儿从小学到高中都是乖巧听话的别家孩子，也顺利地考上了省城一座不错的大学。去日本留学期间，母女定期联系，也没有特别表现出什么异样。回国之后，一苇却表现得事事忤逆，从找工作到交男友、日常生活习惯，你叫她往东，她一定往西，找关系让她去面试，她故意穿成吊儿郎当的装束，用开玩笑的语气回答问题，把面试搞砸了，回来还显得很开心，像是很有面子一样。进了一家外贸公司，没两个月就出来了，说是不想在日本人的公司干。自己说要找别的工作，却又不见下文。外出时候不打招呼，问她见什么朋友不回答，好的坏的一概不知。
在家的时候，习惯把房间门关起来，一整天不出门地刷手机，只有吃饭的时候会打照面。偶尔进去一看，乱得不像个女孩子的房间了，还有一种昏昏沉沉的气味，一点不像是年轻人该有的朝气。多问她两句，就吵起来。柯凡说，她不知道怎么会这样。说到这里，她似乎会像很多女人一样流泪，准备去拎包里掏餐巾纸了，但终究没有流出泪来，只是眼圈红了。看起来她终究是个要强的女人。
我只能按通常的理论做一些解释，知道对她的问题其实是隔靴搔痒。我提醒柯凡注意一苇从小经历了父母离婚，在单亲家庭长大这一事实，这类孩子的心理相比完整家庭的孩子，不论如何都有更敏感的地方。作为母亲，需要和女儿加强沟通，多从一苇的角度想一想，毕竟她已经成年了。
柯凡起身收拾拎包，一边礼貌地点点头，我不知道对我的话她听进去了多少，不过看上去她到底放松了一些，还转脸打量了我一眼。这张脸我到底在哪里见过呢？正打算送柯凡出门的时候，她停下来问我，你是不是周北方的同学。我有些意外地回答是的。她点点头说，周北方是我的前夫。
她这么一说，我脑子里那些散落的线条算是搭上了。周北方确实是我的同学，但他比我大上四五岁，高中时留级和我到了一个班里。他没有考上大学，复读了一年没有改观，顶班进了矿务局下属的机械厂。他是那种外形轮廓很扎眼的男生，因为大了几岁，在班级也很有大哥范，虽然不受老师重视，却总有几个小弟跟随左右，那时候就经常下馆子吹扎啤。他下海之后，喝酒成就了他的生意，曾经显赫一时，在同学圈中召集每年度的饭局，饭局上他的酒量永远首屈一指，比我们这几个上了大学进单位拿死工资，喝不敢喝赌不敢赌的人要潇洒得多。并且他还找了一位女大学生做老婆，照片上柯凡的容貌更是引人羡慕。
但喝酒和赌博最终也毁了他，听说他落到妻离子散还坐了几年牢，坐牢期间结了婚的小三也离开了。最近几年他再度出现在同学微信群里，开头说是再度创业成功，不时显摆几张坐宝马赴酒局的照片，后来却开始找同学借钱，不过到现在并未借到我头上，大约他也觉得干个心理咨询什么的实在没有多大油水，不过我还是有几分终究会被他点名的忐忑。
我没有见过柯凡，仅仅是看到过周北方手机里展示给大家的照片。但柯凡说，她早就从一个老乡处知道我是周北方的同学，这也是她愿意加入微信学习群，和眼下来找我咨询的原因。
我想告诉她，这种熟人间的心理咨询其实是不合适的，因为咨询师会有代入感，又牵涉到很多隐私。不过我和周北方上学期间并不亲密，除了同学圈也没有更深的交集，长年北漂，这方面的忌讳也就少了一些。倒是有点担心，我这间一半像是住处的工作室给她留下了什么印象。
以后我们偶尔在微信上聊几句天，没太提到过去在鹤岗的事，她会就课程学习里的一些疑点单独问我。有几个群友也习惯像她这样，后来他们商量之后提出建议，在线上的读书讨论之外，再搞一个定期线下聚会，当面交流，参与者另外缴纳一笔会费。柯凡也参与了，虽然我知道她在物业的工资并不算高。
因为我的住处太过偏远，大家约定在雍和宫附近的一家星巴克定时聚会，那里平时人多，周末的上座率不高，我们的讨论不大会干扰到别人。聚会时大家各点自己的饮料，轮流帮我点一份，阅读的书目仍然是从《墨菲定律》开头，渐渐地大家习惯了坐下来先聊一下家常，再开始读书。柯凡往往是来得最早的一个，在角落里占好位置，就着有些昏黄的灯光读膝盖上摊开的书，偶尔会让我想起她的老大学生身份。
像加入线上读书会的经过一样，柯凡一开始仍然是最沉默的一个，似乎她额外交了钱的目的只是来这里点杯饮料坐下，当面倾听大家讲话。后来在拉家常之中她也渐渐会说上两句，但仍旧显得矜持。聚会结束后各自回家，多数人是走到雍和宫站分头搭地铁，我搭五号线回天通苑，柯凡和另两个人是转二号线，她的住处在上地附近，需要到西直门再转乘十三号线。
有一天在二号线地铁站台上，柯凡提出跟我一起去搭五号线，到立水桥再转乘十三号线。我觉得她这样比较绕，但没有说出来，一起上了晚上十点过了仍然显得拥挤的五号线地铁。
地铁上没有座位，我们站在过了惠新西街南口不再开启的车门一边。地铁过了惠新西街北口，开始钻出地面的时候，她背靠着车门问我，如何能让自己想到前夫时不再愤怒？
她说，自己现在看到女儿的一举一动，都会想到前夫，忍不住想骂人，吵架。一苇现在越来越像爸爸了，有时候她都觉得女儿是故意的，为了气她。
车窗外北京的灯火点缀在黑暗的背景中，在柯凡身后时而闪过，不足以照亮奥森公园到西山一带大片的黑暗。黑暗中浮现出了我的那位高中同窗的脸。在班上他经常是中心，而我只是个小不点儿，甚至可以说受到过他的欺负，当然对他来说可能是不经意的，就像人会不经意地伸手去按一下树皮上的一只昆虫。后来听说他的没落，心也会像风吹的水面，掠过一丝轻微的绉纹。
这样的联想其实是不专业的。确实我和柯凡在这时并不是在进行心理咨询，像是两个老友在聊天，她也没有因此付费，但她毕竟是我的忠实客户。我把心思收回来，问一苇和她爸感情好吗。
不好。小时候他也还算疼她，但没多久就闹离婚，他很少回家来，都是我抚养她。再后来，一苇不愿意见她爸，现在更是不愿意人提到她爸。
那你就不能说她像她爸了。你不能在她身上找她爸的影子，对她的伤害会很大。
但她行为举止就是像她爸。邋遢没个边儿，睡早床，到了快吃午饭时还不起床。屋里一股气味。说话特别难听，要不不理你，当你在屋顶下不存在。作息颠倒，半夜刷手机，有时候还跟人出去，很晚才回来，身上一股酒气，说是朋友，不知道是哪来的朋友。越看越像她爸，来气。小时候她不是这个样子的啊。
我想告诉她，这是心理学上的投射机制，你是把对于丈夫的怨念投射到了女儿身上，这样你会怎么看她怎么像她爸。但说得这样直接并不合适。我只是告诉柯凡，人的心理是互动的，共同推动一件事情向前发展，你越看越像，她就会真的越来越像；你看着不像了，她可能就会越来越不像。这是我们正在学的墨菲定律。
柯凡认真地听着，没有回答。灯火和黑暗依旧交替在她的面容背后闪过。
车上变得空了一些，但我们都没有坐下来。柯凡换了个话头说，她觉得一苇大学学的是外语，又到日本留过学，最合适的就是到外贸公司，可是她就是不愿意，宁肯去找那些不靠谱的什么文化创业公司。她还是觉得，女儿在日本遇到了什么事。
车到立水桥的时候，她忘了下车，我提醒了她一下，她才忽然回过神来。“谢谢你免费听我吐槽，下次再见啊。”我说都是老乡没问题。她冲我微笑了一下，有些急促地跟在别人身后出了车门。
在天通苑下了地铁，正在过天桥的时候，我接到她的一条微信，说有机会的话，让一苇找你聊聊吧。我说可以，不过我估计她不大会愿意，现在她处于自我封闭期。
我沿着一区南边的街道走回家去，这条街道现在变得安静，前两年靠近地铁站排开了半条街的烤面筋、炒河粉和小螺蛳摊子都被清理掉了，再也没有那种闹哄哄的喧嚣，想到这件事情不知道是高兴还是遗憾。小区铁栅栏有一处铁条被人掰弯了，辟出一个可以进入的洞，比走到小区入口进去再绕回来要省一些路，我像别的赶时间的上班族一样钻进这个洞，越过绿植区走向自己租住的楼房。这几年绿植区栽了不少桑树，暗中闻到一种像是酒酢的气息，忽然想到是桑葚成熟了。我也曾不顾打过农药的警示摘下一捧来吃，享用一点酸酸甜甜的南方滋味，但今晚有些心不在焉。
柯凡和她女儿一苇的事情，不知为何占据了我一部分的心理空间，我想到她和周北方那种难解难分的关系，想到可能会见面的一苇，我老同学的女儿；我感到某种好奇，这超出了一个咨询师应该有的心理活动。
二
一苇申请加我的微信，看她的昵称是“胡不归”，加上以后她问我，知道这三个字的意思吗，我说知道。式微式微胡不归，混得不好干吗不回去。一苇看似对我的解释很满意，哈哈笑起来。交谈变得意外的轻松，我们约定在天通苑华联广场一家咖啡馆见面。
这里离我的住处不算很远，我偶尔会来吃一顿快餐，再骑上二十分钟共享单车回家。那天我扫了一辆小黄车骑到华联广场，外面新开张了一个露天儿童乐园，一些家长正在带领小孩子玩西瓜大作战，旁边矗立的网兜城堡上也有不少孩子在攀上爬下。看来天通苑除了晚上过夜的人多，周末的白天也逐渐热闹起来了。这意味着很多北漂一族有了下一代。
忽然想到分手了多年的她，如今她大约也漂泊在这座过于广大的城市里，在北京拥有自己一套房子的愿望，或许实现了吧。我不是那个适合帮助她实现愿望的人，更谈不上和她繁衍下一代。她的孩子如今是不是也过了玩西瓜大作战的年纪，在哪座网兜城堡上爬上爬下呢？
走进Costa，一苇已经坐在那里，和我想象中的样子很不相同。她的头发焗过油，不过褪掉了一些，颜色正好达不到鲜亮得反常的程度，又有几分亮眼。一身水红色的穿着显得时髦，深V敞口的衣领露出一抹乳沟，显得有一点过于性感，和她单薄的身板及年龄不大匹配，也引来咖啡馆里旁人的目光。她的脸上有一点微笑又捉摸不透的神情，近于某种媚态，却又像是很天真，让人把握不出她的心思。
她的饮料已经点过，我另外再给她点了一杯草莓奶昔，试着跟她聊起来，话题闪闪烁烁，不大敢去触碰有关父亲和日本的话题。她倒似乎经过审视，对我落落大方了起来，渐渐说到在鹤岗的一些往事。那个除了冬天的白和其他季节的黑几乎没有别的颜色的城市，她没有任何怀旧之情，小时候只记得家境不错，比起周围的人来都要好一些，后来有一天父母突然开始吵架，她脑子里面的第一个印象是父母站在客厅大茶几的两头，因为父亲经常带朋友来家里吞云吐雾小菜下酒，茶几做得特别的大，水晶的烟灰缸里总是摁满了烟蒂，那天烟灰缸不知怎么到了父亲手里，朝另一头的母亲挥舞着，随时会扔出去，一些积存的烟灰随风飘落，到了坐在沙发上的一苇眼睛里。一苇揉着眼睛却不敢哭，父亲口里吐出一连串骂娘的言辞，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，茶几另一头的母亲只是冷冷地盯着他，声音不高不低地回上两句，却对父亲具有极大的杀伤力，让父亲更加暴跳如雷，最终却又彻底泄气，冲出家门一走了之。一苇的眼睛这时已经被烟灰扎得流了好多泪水，却不敢真正地哭，怕哭泣惹得母亲更不高兴。她明白在这场剧烈的冲突中，尽管父亲的声音更高，动作更吓人，得胜的却是母亲，父亲实际上一败涂地。一苇除了跟随母亲进退，没有任何办法。
后来一苇听母亲说父亲找了小三，跟着就是离婚。离婚之后，有段时间父亲给生活费，后来说没钱给了，但还偶尔打电话过来，要一苇去他那里玩，“直到妈妈让我去跟爸爸要房子”。
妈妈怎么会让你去要房子？
是啊，那次让我很恨她。一苇画过的眼角有点上挑起来说。
九岁那年一苇放暑假，爸爸让她过去玩一天。临走前妈妈特意嘱咐，爸爸现在不按时给生活费了，他住的房子当初说好是给你的，只是让他一时借住在那里。现在他跟那个女人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还住那房子，将来这房子就归了别人了。我打电话他总是不接，你去跟他开口要房子，这房子是你的。
到了父亲家里，并没有见到母亲口中那个小三女人。父亲陪着她出门去买蛋挞和棉花糖，去了天水湖公园划船，在大黄鸭船上她提了房子的事。
在划船的父亲脸色立刻就变了，一苇开始担心他会把她扔下水去，父亲只是沉默地把船划到了岸边，当天的游玩就此结束，父亲没有留她吃晚饭就送她上了公交。到家之后母亲问一苇有没有对父亲提房子的事，一苇说提了，但没说船上的事。
以后一苇常常想起父亲脸上像是瞬间戴上了面具的表情，感到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，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。到了十几岁的时候，一苇大体上就明白了，几年间再没去过父亲家。到北京之后，听说父亲试图再次创业，因为诈骗罪坐牢了，到了十七岁那年，父亲从牢里出来了，母亲打听到那套房子没有被法院没收拍卖，又让一苇主动跟爸爸联系，“顺带提一下房子的事情”。
正在吃饭的一苇感到愤怒，把饭碗一摔，忽然间就跟妈妈吵起来了。
妈妈的脾气很暴烈。小时候她的要求很严格，如果有什么方面达不到，她会很严厉地责骂，有时候还会动手。和父亲吵了架之后，她的脾气会变得很差。离婚之后，她的脾气更糟了，一苇根本不敢有一点违背，这次不知怎么就爆发出来，连柯凡也一时愣住了。
这是你自己的事，你自己没办好，为什么要指使我？那个房子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想要你自己去要，不要拿我当枪使！一苇一口气对母亲喊出了这些话，自己都被自己的勇气吓住了。她浑身颤抖起来，脸颊不由自主地收紧，等待着母亲暴怒的耳光落上来。
意外的是那次柯凡并没有动手打人，只是冲女儿嚷嚷，这本来就是你的房子，你看我们现在还是租房住，没个自己的地方。一苇说我一点儿都不想要什么房子。争吵含含糊糊地过去了，柯凡没再对女儿提起这件事，一苇也没有跟父亲联系过。柯凡并没有忘记那套已经变成了白菜价的房子，在穿过半个北京的五号线地铁上，她曾经两次对我提起来，只是没有说到过让女儿去索要的事情。毕竟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在那套房子里，她曾经是真正的女主人。
这套鹤岗的房子对于一苇毫无意义，里面没有留下跟一苇有关的东西，除了一个铁臂阿童木玩偶，日本货，胸口会发光会呜呜叫，是爸爸有次去日本给一苇带回来的，这也是爸爸唯一的一次给一苇买玩具。这个阿童木一苇还玩了两年，直到和妈妈一起离开那套房子，一苇手里拿上了它，被妈妈夺下去扔在沙发上，说这是你爸爸买的，我们不要。出门的时候一苇最后看了屋里一眼，只见那个玩掉了漆的阿童木孤零零躺在沙发上。
一苇觉得哪里也不是自己的家。不管是有一套据说是登记在自己名字下的房子的鹤岗，还是和母亲多年租房住的北京，甚至中国，一苇都没有什么感觉，大学毕业之前，她根本不想在东北找工作，连北京也没兴趣，只想走得越远越好。
上中学时，一苇的学习很出色，在这方面没有违反母亲的要求，尽管经常会由于玩手机或者偷懒受到批评。她顺利地通过了高考，比柯凡的母校要高出一档。在大学里，一苇成绩不错，和同学们的关系也还算好。母亲满足了她去日本留学的愿望，到了日本之后，看起来日子也还顺心。但是回国后一切都变了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？
聊天的后半段，我委婉地提出这个疑问，尽量避免让她感觉是她母亲让我来问的。一苇却很坦然地回答了，说是毕业前不久被性侵过。
当时她并没打算回国，想要在日本找机会实习，留下来。有一次去一个株式会社应聘，在一个特别偏远的工业区，会社在一幢近乎半废弃的大楼里，走进去时空无一人。她有些害怕，但还是坐电梯到了四楼，敲开了那家会社的门，里面只坐着一个相貌猥琐的男子，看起来像是等得有些不耐烦了。他假模假式地询问了一苇几句，很快就跟那些AV片里的情节一样，离开了桌子开始对一苇动手动脚，撕开了一苇的衣服和裙子。
一苇的力气很小，脑子里近乎一片空白，但和AV片里那些性侵实习生的场面不同的是，这个猥琐的男人阳痿，没能真的强奸一苇，但他的手指伸进一苇下体乱捅了一阵，一苇觉得特别疼痛，大喊大叫使劲挣扎，后来他可能觉得害怕和无趣了，放开了一苇，一苇赶紧逃出了办公室，不敢等电梯，一路从楼梯跌撞逃下去，离开了那个工业区。这件事发生之后，一苇就不打算留在日本了。
母亲旁敲侧击问过她好几回，最近两次甚至是逼问，一苇都没有回答。除了在日本时的舍友和个别朋友，我是知道这事的第三个人。还好身体没有留下后遗症，但她做过好多次还原这个场景的噩梦，这也是她一到日本那种株式会社里上班就受不了的原因。在那之前，她在日本还遭遇过尾随。就是那种电视上演的痴汉，头发乱糟糟的，穿花格子衬衣，等在她下课的地方，一路尾随她到住处外边，她吓得两腿都在抖，当时她住的地方在一片墓地前面，比较偏僻，事后赶紧搬了家。
但是现在，她又想再次回日本去，感觉自己还是挺喜欢那里的。但是柯凡说了，不可能再供她回日本，家里根本没有这笔钱。
柯凡跟我说过，回国以来女儿没挣钱，除了吃住在家里，还额外花了她两万块钱，她自己从物业公司离职，还要租房，已经拿不出更多的钱来了。
假如在国内，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呢？
我想找文化艺术方面的，一苇说。她不喜欢做生意那些事情，很枯燥。在日本，她喜欢那里的文化气息，自己也喜欢写点小文章，还画过一段速写，只是没坚持下去。回国之后，也没有那样自然的风光了。这段时间她认识了一些文化产业方面的朋友，她打算去试一试，如果能上班挣钱，就可以从家里搬出去，她实在不愿意和柯凡待在一块了。
聊天结束后，我送她上了滴滴快车，自己去坐地铁。她问我刚才也是坐地铁来的啊。我说是的，习惯了公共交通。你也可以尝试一下。一苇轻笑了一下。
我跟你说的那件事，是信任你，你一定不要告诉柯凡。
钻进车门的时候，她回头来对我说。
一定。我说。
